来源：中国银行保险报
数字化时代，数据成为传统行业转型发展的核心驱动力，不仅带来了生产、社会和生活的全新变革，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领域的社会与法律问题。在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，很多企业多为业务导向思维，只 显而易见，重罚背后是严重违规，严重影响网络安全，危害互联网市场秩序。对受罚企业来说，这种被动合规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经济上的，声誉减损和商业机会的边际代价也是巨大的，还要在限定时间内消耗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构建合规体系。
如今随着互联网广泛应用，各类互联网平台众多，几乎覆盖了人们吃穿住行的方方面面。这些平台或掌握了海量个人数据，或在某一个领域内掌握具有垄断性的用户信息，一旦发生滥用、泄漏和误用，将严重危害公民个人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。为此，“网络安全”“数据安全”“个人信息保护”屡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，引发广泛 首先是数据合规。
数据合规是数字化转型过程无法回避的一个安全问题。在数据产生、收集、存储、加工、利用和流转过程中，不乏存在对国家安全、国民经济运行、社会稳定、金融消费者和企业产生影响的核心数据、重要数据、敏感数据和个人隐私数据。数据泄露将造成对国家利益、社会稳定和个人隐私的损害。这次滴滴公司就存在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、拒不履行监管部门要求、恶意逃避监管等违规行为，给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和数据安全带来风险隐患。因此，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，对核心数据、重要数据、敏感数据、个人隐私数据予以保护，强化合规意识，配合监管，建立起完善的数据合规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。
其次是手段合规。
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，技术手段必须合规，否则将产生不可预估的意外后果，并有后续法律责任。比如虹膜信息、指纹信息等生物特征识别，如果没有合规约束，对用户的生物特征扫描或数字模型就会不够标准，对身份认证就出现错误，产生与真实情况相反的结果，引发一定现实危险性。又如，这次滴滴公司强制收集敏感个人信息、过度收集个人信息、App频繁索权、未尽个人信息处理告知义务、未尽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保护义务等情形，就是手段不合规的具体表现。结果更是触目惊心的：诸如违法收集用户手机相册中的截图信息.39万条，过度收集用户剪切板信息83.23亿条，过度收集乘客人脸识别信息1.07亿条、年龄段信息.92万条、职业信息.56万条、亲情关系信息.29万条、“家”和“公司”打车地址信息1.53亿条等。这些都属于手段违规、方法违规，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。
再次是产品合规。
与其他类型产品不同，金融数字化产品除了用户体验、系统结构化、业务目标、盈利模式之外，“信息披露”及“风险教育”也要纳入产品设计要素之中，产品经理需要紧扣合规要求做流程及页面布局设计，力求探索“政策合规”与“业务目标”之间的有机平衡。
具体讲，销售面向公众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必须按规定持牌经营，否则，未经批准开展代办储蓄业务、网上吸收存款、发放贷款、互联网保险销售、公募基金发售以及匹配高风险资产管理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。同时，鼓励评级机构以及第三方研究机构对各类互金产品提供分析、排名或评级，督促产品合规等级，提升金融消费者的信息判别能力和购买欲望；对线上规则说明及金融产品属性的展示文案、交易服务核心模块必须交付法务部门进行确认，防止出现违规问题，降低道德风险。
最后是监管合规。
在市场化、国际化、互联网化的当下，合规问题对任何机构都是无法回避的，其中也包括监管机构本身。监管的法律体系必须健全，使得所有监管行为有法可依、执法有据。监管原则、监管手段、监管策略、监管措施也必须符合《网络安全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》《网络安全审查办法》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》规定，贴近市场规则和互联网行业共识。
在监管过程中，监管机构必须建立监管执法标准化、规范化体系，依法加大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个人信息保护的执法力度，杜绝出现功能重复、系统互斥、重复建设等问题，确定监管机构、监管岗位的责任，推动监管工作人员全面履行职责，加大对监管不作为、乱作为、选择性监管、逐利监管等责任人的追责力度，确保监管行为符合法治社会要求。同时，监管机构还要主动接受司法监督、纪检监督和媒体舆论监督，发挥群众信访、百姓监督作用，形成监管合力，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，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，引导数字化转型发展有序、合规进行。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；宁波市鄞州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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