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新冠疫情影响，全球范围内的卫生医疗系统都经受着极大的考验。而在非洲大陆上，除了新冠，更是常年要应对像埃博拉、霍乱等传染病的疫情威胁。
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学系讲师王昱：
“针对一些传染病的疫情爆发的时候，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，它就必须要开展相关的卫生援助来帮助其他的国家。而从现实角度上来讲，也是反映了中国需要把自己的防控关口前移。”
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中国便开始向非洲派出援助医疗队。年，地处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在经过长期的反法武装斗争后赢得了独立，却随即面临法国医生大规模撤走、国民缺医少药的困境。在得到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请求后，年1月，中国政府第一个向世界宣布，向阿尔及利亚派出医疗队。而后，随着年中国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中国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也在七十年代迎来了高峰期。
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南约公里的地方，有个叫阿布欧舍的小镇。这个原本鲜为人知的地方，因为四十多年前中国援苏丹医疗队的到来而变得家喻户晓，甚至被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为“医院”。
第二十九批中国援苏丹医疗队队长朱东升：
“医院，它的妇产科病人相对多、覆盖的范围比较广，医院能够处理妇产科（疾病）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医院没有苏丹的妇产科医生，所以说妇产科在阿布欧舍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任何专业团队都不能替代的。”
有研究显示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健康问题，还是因为恶劣的卫生环境、营养不良等因素造成的孕妇和儿童死亡率极高。苏丹政府规定本国孕妇和五岁以下儿童看病免费，却没能改善状况。在当地，生孩子超过十个以上的妇女比比皆是。但同时，苏丹也是全球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四个国家之一，是中国的近25倍。
第二十九批中国援苏丹医疗队妇产科医生邱洪涛：
“她们的观念就是这样，因为女的不出去工作，上过学的很少，医院来的，基本上就是已经上过学的人了，医院来看病，好多都不来，我们经常遇到的都是那种，来了以后子宫破裂的很多，生十一个、生八个，子宫破了，然后没救了。”
年7月，由中国一家扶贫公益组织与苏丹的一家慈善机构，以及另一家中国石油企业合作建设的医院落成，占地平方米，新建部分增加床位40多个，当地严重短缺的医疗设备在这里的妇产科也都配套设立。
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陈红涛：
“我们当时实际上是软硬结合的一个项目，叫医院的援建，医院的话进行重新的援建，软就是输出了我们妇幼保健的这套模式。”
然而，要改善非洲当地的医疗卫生状况，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。虽然医疗基建的援助，使得医护人员们的工作环境得到改善，但当地医生的医疗观念却仍然相对落后。尤其是在现代医学中，已经深入每个医疗工作者骨髓的“无菌观念”，在非洲却难以得到普及和应用。
第三十四批中国援苏丹医疗队妇产科医生胡剑：
“刚开始我就不能忍受，进了产房，我觉得就是不医院。咱们中国在解放初已经开始新法接生了。新法接生就是有消毒，但是这里没有。你看他戴的手套又是给病人缝，又是在这儿抓，又是在那儿抓，所以我就特别困惑这个事情。”
理念的转变需要时间，标准的差异也困扰着中国医疗队。比如在马拉维，疟疾是最常见、也是致死率较高的传染病，该国在疟疾防控和处理方面，一直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方针和指引，中国虽然可以提供价格低廉、质量不错的抗虐药物，但由于药品制造工艺和方法，还没有达到世卫组织的标准，拿不到相关预认证，就难以在马拉维推广使用。
而另一方面，在中国对非洲展开卫生援助的过程中，医疗器械和药品捐助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。因为除了北非的埃及和南非等国具有一定的医疗器械制造业外，90%的非洲国家缺少相关产业，同时非洲超过90%的医疗器械产品都依赖进口，医疗设备和一次性耗材相当短缺。
第六批中国援马拉维医疗队队长、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樊江波：
“中国政府每年向医院捐赠大约七、八十万左右的药品和器械，医院的需求，前一年制定计划，向我们政府申报。第二年等药品、器械来了以后，我们进行捐赠。”
虽然这些医疗器械的捐助，确实为非洲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了很大帮助，但据世界卫生组织《捐赠卫生保健设备指南》显示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，有高达70%的医疗设备闲置未用。
中国驻苏丹大使马新民：
“就是我们往往很多的援助项目，就是一锤子的买卖，立项援建以后，没有后续的跟进，没有配套措施，也没有比如一些机械的，它没有配套的零部件，所以往往这些援助项目，在运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难以维系，这个项目的可持续运作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”
造成这个现象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当地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很好地掌握使用这些器械的技巧。有的医护人员甚至从未见过或者使用过这样的器材，而器材上的标识和说明书很多都只有中文，因此除非有中国医生在，这些器械才能派上用场，而中国医生一走，这些器械便会被闲置。不仅如此，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援苏丹医疗队，虽然已经逐渐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，但苏丹本地医疗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，依然令人担忧。
中国驻苏丹大使马新民：
“为什么中国的医疗队，医院提供医疗服务，而当地的医生的能力没有得到提高，这首先有个认识的问题。据说，苏丹的不少医生，医院职业以外，他自己也开诊所。医院的管理者，为了他自己的生存和饭碗，他实际上有自己的私心，他仅仅是希望中国的医生只提供一次性的服务，不希望培养当地的医生，这样因为当地的医生如果都壮大起来的话，他的这个饭碗可能会丢。”
虽然中国医疗队的存在，一定程度缓解了当地民众看病难的问题，医院，却因为过度依赖中国医生而变成“医院”，从苏丹自身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角度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这也要求中国医生在为当地患者治病的同时，也需要举办一些短期培训班，来提高当地卫生人员的能力和医疗水平。
时任马拉维卫生部临床服务司副司长耐德森·弗斯克：
“我们也有一些医生在中国接受过培训。马拉维会派一些学生到中国去学习医学，不仅是医生，还有各个领域，例如护理、实验研究等，这些卫生相关领域都需要人员培训。”
其实不管是中国医疗队去非洲的时候在当地进行技术培训，还是邀请非洲的卫生人员到中国来接受培训，目的都是希望在资金、基建和设备援助之外，帮助受援国提升卫生体系的内生能力，就是不光授人以鱼，更要授人以渔。
但是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也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议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，认为“中国式援助”的背后有政治目的，甚至说中国是新“殖民主义”，通过卫生援助去“拉拢”非洲国家，并以此推动双方贸易，掠夺非洲资源等。对此，有学者通过美国收集的中国卫生发展援助的数据，再结合受援国自身的经济状况、政府的有效性、人权状况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、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中国在联合国等场合投票的一致性等因素，做了一系列分析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。
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唐昆：
“其实很多西方去批评中国的，我们的援助是跟它的自然资源有关，跟中国去买非洲的票，中国去跟它促进贸易。我们发现至少在这三点上，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性。反过来，中国的卫生发展援助和这个国家政府的有效性、人权状况都是是负相关，就是说这个国家政府它越失灵、人权状况越糟，那我们会投入的卫生援助、人道主义援助会越多。我们的结论是，中国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真正帮助了那些卫生、经济、发展非常差的国家，是用在这些地方了。”
据统计，在非洲54个国家中，有45个国家留下了中国医疗队的身影，前后有共计两万多名中国医务人员远赴非洲参加援外医疗工作，共医治了超过2.2亿非洲患者。中非卫生健康合作的模式，也在传承传统友谊型援助的基础上，更加注重合作的灵活性、针对性和时效性。
尤其当下面对新冠病毒变异和非洲疫苗接种率偏低的现实，中国在已向非洲53个国家和非盟委员会提供超过1.8亿剂新冠疫苗的基础上，计划进一步提供10亿剂疫苗，同时将为非洲国家援助实施10个医疗卫生项目，向非洲派遣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，有效帮助非洲国家克服抗疫带来的挑战，推进新时代中非双方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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